藏彝地区的叛乱,开端于1955年。当时康南地区的叛首给中甸松赞林寺的活佛、头人写信,要他们一起起来反对汉人。松谋、汪学鼎、更觉都收到了来信。信上说“我们叛乱的 原因是为改革,所有财产及粮食要归国家。”这些来信不可能对他们没有影响。松赞林寺召集藏区老民开各种会议,订立不进行改革的和约。松谋作为一个上层人士,在触及喇嘛寺院的根本利益时他不可能也不会轻轻松松说放弃就放弃。虽然他没有参与叛乱队伍,但他采取了纵容、姑息的态度。1956年11月,康南一带被打散的残匪跑到中甸格咱、东旺一带。当时政府工作队已进驻东汪,11月23日工作队在卓日召开老民会议。当地头人都要求不进行改革,一个叫格批的老民说:“在汉人面前讲得通的道理,在藏人面前讲不通;在藏人面前讲得通的道理,在汉人面前又讲不通。”他软硬兼施,边向孙县长磕头,边赶工作队走。
其实这些话今天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各种民族、族群之间由于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渊源,就存在一个文化相对的问题。不合理的封建农奴制既然存在,它肯定也有自己生长的土壤。你不重新提供它新的土壤,而硬要连根拔起,自然会遇到激烈的反弹。当年的干部们确实是凭着一种阶级友爱去帮助藏人,从心里想一天就改变藏区的面貌。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诉苦、斗争。用的其实也是内地那一套的翻版,只不过耐着性子放慢脚步而已。但在今天看来,当时仍然对藏区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并且当时的藏区工作是用外族的力量去影响当地进而发生变迁,这就有一个文化介入的问题,套一句俗话,就是吃力不讨好的问题。还有我们尤其不要忘记,当时的背景是全民逐渐陷入狂热的“大跃进”期间。在藏区工作上也未免不受影响。双方不是在思考一样内容,互相听不懂就是很自然的了。
战火逐渐蔓延,至1957年3月6日,松赞林寺也发动了叛乱。为争取早日劝降,政府派赵宝鹤带公安人员陪松谋、汪学鼎去和叛匪谈判。叛匪气焰嚣张,在会上大骂汪学鼎,指责松谋活佛,谩骂民族干部,口口声声反对改革,谈判最终破裂。
这一段时间的松谋活佛,处境极为尴尬。一方面,既要筹备自治州成立大会;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叛乱者对他的请示、要挟甚至是求助。作为一位慈悲为怀的活佛,他曾给叛乱者一些加持过的青稞粒,说带在身上能避枪弹。但这也间接鼓励了叛乱者勇敢拼命。松谋对藏区改革的态度仍然是不很积极,这毕竟触及了上层的根本,要让他没有一句怨言就愉快地放弃也是很痛苦的。
随着平叛的进展,自治州的成立也在紧锣密鼓进行。1957年9月,迪庆藏族自治州正式成立。松谋被选为州长。每次平叛委员会都要由他这位州长主持,但他心里又关心着叛乱分子,特别是他的喇嘛信徒们的安危。他多年来与政府已有了很深的感情,但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放弃几百年来喇嘛寺和整个上层高高在上的地位。两者的冲突,在松谋身上交 ,一时无法调和,使他心里又痛苦又复杂。身为州长,应付两方,一明一暗,他承受着两边的压力,但对任何一方都不是虚伪、应付,故思想极为苦恼。长期的交往,他和孙县长等人都已经有了很深的交情,那段时间的苦恼,他跟孙致和等人谈起过。孙耐心说服他,说改革是免不了的,早改迟改都得改。不改,老百姓水深火热,藏区永远就这么落后。我们共产党,不是大汉族的党,是各民族的党,这个党还要更照顾少数民族。国民党治藏的方针是实行愚民政策,我们共产党不能再象那样。改革要损害上层的利益,但这是极少数人,要看长远一些,不能光盯着自己面前一小块。松谋是一个想什么就说什么坦坦荡荡的人,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军队与叛乱分子的谈判桌上,松谋率汪学鼎、八大老僧以从中调解的身份参加,表面上他是做中间人,但他当时的心态是想用这次叛乱的武力作后盾,求得政府在土改问题上的让步。但原则问题上,军队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松谋当场就说:“政府的肚量不够大,大局难以挽回。”
到年底,矛盾越来越激化。随着部队进剿胜利,很多叛乱的喇嘛又跑回大寺。12月,扎雅康参的喇嘛暗杀了驻寺工作队员益夏,拉茸培楚、次都、江楚三人被打伤致残。后又聚众闹事。30日,部队包围了松赞林寺,逮捕了反动喇嘛。松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整日紧锁双眉。他身虽坐镇州政府,但担心着松赞林的斗争现场。那几天是松谋最痛苦的几天。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终于作出抉择,决心跟着政府走到底。1958年1月初,松谋首先交出两支枪,子弹一百发。他表示起个带头作用,让喇嘛们都主动交枪。
1月2日下午,松谋活佛为部队和大寺的死难者念经超度送出大门安葬。
土地改革后,松赞林寺没有了差户役使。除了国家照顾,松谋活佛发动喇嘛开垦荒地,办牛场,让喇嘛自食其力,为以寺养寺作开创性的努力。1963年,中甸县修建第一所水电站思伟电站,松谋将准备购买汽车发展生产的2万多元资金捐赠电站。
令人悲痛的是,1967年,松谋活佛被“造反派”从昆明揪回批斗,财产被没收。6月,松谋活佛含冤圆寂。1986年5月,州人民政府为松谋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在松赞林寺举行活佛灵塔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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