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2日，县人民政府成立。5月15日，汪学鼎在箐口与师长廖运周，县长孙致和见面。廖耐心劝他出山与政府合作，并把滇西北专员公署签署的副县长委任状交给了他。但汪心存疑虑，一直未到县人民政府工作。
松谋回到松赞林寺后，1950年10月当选为丽江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1952年2月，任丽江专区副专员。在此期间，松谋在松赞林组织了全寺最高宗教会议“拉西会议”，制定戒律，加强宗教管理。
1951年5月，汪学鼎和其侄子汪曲批指使三坝乡回族头人杨振华 叛乱。汪多次到松赞林寺威胁活佛、喇嘛和政府工作人员。6月，经西康省瞻化县活佛喜饶联系，孙致和率政府人员约汪学鼎在松赞林寺见面。有松谋、更觉(中甸松赞林扎雅康参第三世更觉活佛)、侧庸尼哇(时任堪布)、八大老僧在座。谈了大半天，汪丝毫听不进去，态度非常狂妄，他责问孙致和等人说：
“以前廖师长说过要一切照旧，现在看来，区村干部在鼓动群众，要斗争富人。我是怕斗争的，与其被群众斗，还不如拼老命，所以我要到击迪(小中甸地名)去等着干。江边的事我不管，杨振华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内部是商量过的。整个西康，政府如果动了一个富人，我们全部都要起来。小中甸的两个外地工作干部要换，他们疯狗一样发动穷人斗争恩定主(小中甸富户)几家。要不是我去制止，早被他们杀了。”
孙致和等人不卑不亢解释说：“汪副县长，政府的改革是肯定要改的，但一定是群众要求，上层点头，政府只会按照政策办事。”
“按政策办事，说得轻巧。要等到富人点头，穷人都把他们全杀了！你们叫恩定主、汪曲批他们当官，每天被穷人斗，他们也早就不想当了。汪曲批的千总(时任小中甸千总)，还不是别人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此话隐意为别人反叛，汪家也就跟着干)。请政府好好教育区村干部，不许乱说穷人翻身，最好不要设区村政府。政府要宣传一切照旧，不要今天一样，明天一样变来变去。”
松谋听不下去了，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小汪这个人脾气大，以前他打骂别人没人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官民平等，还能那么干吗？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
汪学鼎更加狂妄：“如果杀了恩定主，整个藏族就会动起来，如果杀了我汪学鼎，藏族还会安定？”他还严厉的对八大老僧说：“以后说话要象我这样明明白白，不许吞吞吐吐，奉承应付。”侧庸尼玛也大声说：“在藏族看来，杨振华只能算这个……”他伸出一个小指头，“大军就把他怕成这个样子(意思是打不下来)，如果藏族参加到这里边，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其实叛乱时间的拖长完全是因为政府采取了政治争取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方针。并且是偏重于政治争取，尽量不使事态扩大，避免人民遭受更大的损失。对汪学鼎这个后台，更是耐心劝说，不断争取，只说好，不说坏。但汪却认为政府好欺，气焰更加嚣张。
6月29日，孙致和、刘恩 、赵宝鹤 、松谋、更觉、阿尼罗桑(大寺管家，松谋活佛经师)在一起商谈平叛问题。阿尼罗桑说：
“老汪到寺里后，很多人受他的威胁，说政府的气候没有多大罗桑了，还没有老旺的气候大。”松谋对汪学鼎的所作所为一向很反感，也接着说：“我本人对政府的政策感到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关于地方的事情，我以前要管，现在还是要管。少数人的破坏行动，不是代表我们地方的人，更不是整个藏族的意见。如果把他们破坏的言行看成是整个地方或整个藏族的意见，那就大错特错了。说千道万，就是希望政府对他们不能太宽大了。有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三坝乡的问题要严格对待。”可见当时松谋对杨振华叛乱的态度是明确的。
8月，汪学鼎见杨振华大势已去，怕连累他，同时也怕部队进剿小中甸向卡的小汪，于是约请廖师长，承认小中甸有人参加叛乱，请求宽大原谅，并献马代杨振华请罪投降。但汪学鼎反抗政府之心未死，一直和政府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积极准备第二次叛乱。
1952年1月初，尼西区开会，政府代表团下去宣传政策，安定地方。汪学鼎又准备在茨布腊卡伏击，政府已经事先知道，绕道而行。开完会后，在拖顶见到松谋，活佛几次叮嘱孙致和一定不能走击仁到中甸的那条路，说那段岩石路太危险，他卜过卦不能走，千万要听他的话。活佛这么说，大家就另外走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多花了几天才到县城。事后知道，又是汪学鼎企图伏击代表团，当时事情没有发生，松谋不便直说。过后见面，松谋风趣地说，辛亏你们共产党干部还相信我这个活佛，我白担心了几天。
1952年3月，乘廖运周师长回丽江开会，汪又挑起第二次叛乱。平叛部队最后将其包围在东旺扎宗岩洞。汪走投无路，只好下山投降。政府又一次宽大了他。1953年，汪去成都、重庆参观学习，见到贺龙。贺龙肯定他对维护地方治安起了一定作用，要他安心工作，跟共产党走。汪听了，高兴得拍起手来：
“比我汪学鼎罪恶大的人没有了，我不知害了多少人命，搜刮了多少钱财，算也算不清，政府也既往不咎，我今后只有好好跟政府走。”他的转变，使中甸绝大多数上层人士更加稳定。
1954年夏，孙致和等人去松赞林送给松谋活佛全国第一次人大代表的通知。松谋非常高兴，但又紧锁双眉，面带愁容，小声说困难太多恐怕去不了北京。正交谈时，他的大管家阿尼罗桑气势汹汹走进来厉声说：
“不准去，这么热的天气，在汉人地方，屎 下去都变成蛆了。你想去找死。”活佛是老管家教养长大的，一直主宰着活佛的生活行动，对活佛比严父还严。松谋对他的指责也只好随声附和：“阿嘛(藏语‘是’之意)、阿嘛！”松谋是寺主，他的行动必然要受到寺内头目们的干涉，少数顽固老僧坚持不让他远行。看来，活佛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也有他的苦恼。后来，政府动员了几乎所有的上层，各方面的力量去说服阿尼罗桑和其他老僧。最后，松谋活佛终于成行。9月28日，人大闭幕，松谋回到昆明。时值罗马尼亚访华团团长罗国民议会主席格鲁查也在昆明访问。两人多次会晤，交谈。格鲁查本人也是少数民族领袖，两人的共同点也就更多了。两人在交谈期间互有启发、促进，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2月12日，自治州筹备会开幕。松谋热情很高，开始投入自治州建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20日，松谋召集有关头人，及各个小组长商讨具体问题。会议期间，松谋欣然为将要成立的自治州取名为“迪庆”，意为“吉祥、安乐”。当时，中甸尚没有一所中学，中甸一中即将成立，松谋高兴万分，卜卦择址，说就建在击勒山下吧，那个地方将会出很多人才。活佛开了金口，从此中甸一中果然出了很多人才。
1955年，松谋、孙致和一行六人去中甸江边视察。中甸江边一带各民族杂居，经济发展相对先进，民主改革阻力不大。活佛一出门，各处藏民闻风前来朝拜。大中甸的一个奴隶，将自己历年积攒的四枚半开银元，恭恭敬敬奉献给活佛。
随行人员问他：“你这么穷，少献点不行吗？”
“最贵的东西就要献给活佛，好处从哪里来，我们是不会察觉的，不仅我们本身，还有后世。”他用自己的话回答。
在德钦沿江一带及维西藏民中，松谋的声望很高。从茨汤到金江区的木高，只要一住下来就有人成群结队朝拜。到霞珠，喇嘛、头人一定要挽留住上三天，几番说服都不行。第二天，全村停下生产，男女老少包括婴儿，一齐排队，恭恭敬敬向活佛磕头，接受摸顶。活佛和他的随行孙致和等人到任何地方，吃用的东西，自然是全村负担。霞珠村坐落在一片岩石的小山上，田地很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大家简直不忍心再住下去。松谋看到土司、头人和百姓的生活差别太大，心里很难过。以前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这两年出去开会学习之后，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有了民主、平等的思想。第二天出发去汤主，选择了一户藏商家里住，松谋对孙等人说：“我们只有到富有人家去，免得穷人负担。”好在富有之家以供养活佛为荣，不会向群众摊派。
木高以下，基本上就是纳西和汉人，没有了藏区一样浓郁的藏传佛教氛围。视察团每到一村，干部、群众代表都向他汇报工作，同时也就提出在金江区早日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要求。干部群众既懂政策又对他很尊重，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很高，同时对改革的要求又很迫切。松谋对改革的态度一直就说要慎重，要等到时间成熟过几年再说。但他又看到藏区跟外面比起来差距很大，如果不改革就不会有进步。这次金江人民的要求对他触动很大，松谋对孙致和说，看来金江区的改革是不改不行了，只要按政策办，早点改也可以。当时金江一带的青年都很激进，松谋在共青团大会上讲话，他表达了自己支持改革的意思，得到了年轻人的拥护。12月下旬，考察团回到茨汤，正值藏民举行宗教盛会，各村上层都集中于此。松谋向他们讲话，讲了金江人民的愿望和他的态度。晚上，上层代表都来向考察团情愿，说金江改革，他们改他们的，我们藏区不需要改革，请向上级汇报。考察团只好解释，耐心地说即使和平改革，也必须是群众要求，上层同意才能进行。在这次视察后，松谋的心态有些复杂，他既想改革但又怕改革后传统的上层没有了地位。他一方面不愿见到这种结果，另一方面又怕引起社会动荡。但同时他心里也明白，不搞改革藏区就不会有出路，将会永远这么落后。
1956年，松谋参加中央祝贺团，赴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在藏期间，发放布施举行了活佛升位仪式，了却了三十多年的一桩心愿。就在此时，在藏经商的东旺卡尖、小中甸克古等人再三劝说活佛乘机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纪念活动，隐有让其留居印度之意，松谋婉言谢绝，并劝藏商马春则等回归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