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9年冬天，夏那作卡家知诗农布的妻子央宗怀的第二个男孩快生了，一天央宗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人抱一个小孩对她说，松谋到你家了，你们要好好养他，不然菩萨会怪罪的。她把梦告诉了丈夫，一家人知道后，激动得去经堂里念经。第二天，央宗就生了一个男孩，祖父得奔非常高兴，给小孙子取名松杰伦主。今天的夏那村老人还在说，松谋“古入(迪庆藏语对活佛的称谓)”转世那一天，本来正在下大雪，刮大风，突然一下子风停了，雪止了，天边现出一条彩虹。夏那作卡家传出娃娃的哭声，大家都按照礼节去祝贺。把“古入”洗完澡，念了经，搽了酥油。“古入”不哭了，这时候，雪也下起来了，风也越刮越大了。大家都说这个娃娃不简单，雪也不敢下，风也不敢刮，肯定是无量佛送下来的。

　　迪庆州境内各寺院最初活佛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由各宗主寺派任，维西寿国寺建成之后，一直没有活佛，在寺院僧众和当地土司的请求下，宗主寺调派西藏察瓦龙寺的属寺噶托寺的吹尼活佛到寿国寺；另一种来源是在创建该寺的大喇嘛和名僧圆寂后，继而形成的。松赞林寺主松谋活佛系统、更觉活佛系统是由著名堪布圆寂后续成的系列。松谋前十四世为《松谋转世传》著者隔几十年选一有名望者追认，至第十五世由堪布公处降参转世为活佛，公处降参出身于大中甸松谋村，故得名“松谋活佛”，转世由此开始。

　　这时候，松赞林寺第十六世松谋活佛公处居漫洛桑嘉错已圆寂多年。大寺在扎仓里卜卦，卦象说松谋没有离开建塘(中甸的藏语称呼)草原，将转世在靠水边的人家。松赞林寺派出由十六世松谋经师率领的寻访团，开始秘密寻找。当寻访团到夏那作卡家时，还是小孩的 见到白胡子的经师就跑过来抱住经师的大腿，连声说我要跟你回家。大家都觉得惊奇，加之又听到关于小孩的灵异之事，就决定试试。一群人跟着小孩到了夏那作卡家，向阿别讲了情况，两口子老泪纵横，激动得话也说不出来。大家拿出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摆在 面前， 看也没看就抓了一串佛珠和一个银碗，他嘻嘻笑着，把碗递给阿别，说我要吃糌粑。然后又打起盘腿，把佛珠挂在手上，双手合十，“牟尼牟尼”玩起念经来。知诗农布夫妇和得奔夫妇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们簌簌流着眼泪，只知道跪下去向他们的孩子 磕头。

　　随后松赞林寺去拉萨卜卦，确认了 为十七世松谋转世灵童，法名为昂翁洛桑丹增嘉措。即受沙弥戒，在著名纳西族格西 鲁茸尼玛座下攻读藏文及佛学基础理论。1912年，松谋活佛进藏学经，加入哲蚌寺崩垃康参，受比丘戒，精研佛学理论。同时潜心于藏医藏药，得到灌顶传承。在藏十年，松谋经典精湛，修持严谨，深得滇、川、藏边区僧俗信仰。后来，在藏松赞林喇嘛商生意亏本，无力在藏布施众僧，松谋未能举行活佛升位仪式。

　　1921年，松谋回松赞林，协助堪布进行沙弥、比丘、居士等戒律教育，讲解经行道路次第和佛教经典传承，整顿寺内清规，主持新建松赞林主寺和加筑寺城。这一时期的松谋活佛主要是潜心钻研佛学，讲经说道，并没有参与多少俗务。按藏传佛教规矩，活佛是宗教领袖和膜拜偶像。活佛的宗教地位最高，不操俗务，对寺院的政治、经济、对外交往等实际事务不承担具体责任，终日闭户修持，唯寺内举行庄严法会才亲临法坛，接受教民朝拜。掌教堪布是寺院具体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总揽全寺的行政、经济、对外交往等一切大权。堪布在宗教地位上低于活佛，但在各重大的宗教活动中，堪布仍为主持人。1950年以前，堪布一般是宗教界参与和干涉地方政治的主要代表，在僧俗中有着很大影响。松赞林寺一应大小事情，仍然是堪布和八大老僧管理。重大事情则召开堪扎会议商议解决。如地方有事情需要与大寺协商，则需召开“春云会议”。“春”指施主，即地方政府的流官、土官；“云”指受施方即宗教寺院。春云会议是清代、民国时期全县最高政教联席会议。“法定”的召集人是值班土守备，规定每三年在县城召开一次，必要时临时召集。清末到民国，松赞林寺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操纵吹云会议，掌全县生杀予夺大权。民国中后期，逐渐被汪学鼎把持。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中甸，堪扎会议无法决断时又来请松谋活佛神示。松谋高瞻远瞩，决定不与红军为敌，避免了流血，也支持了红军长征的正义事业。不仅如此，松谋活佛还写信给东竹林寺水边活佛，告诉他中甸民众都支持红军，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而此时，水边已收到西藏噶厦政府来信，命令他务必组止红军北上。汪学鼎又两次送来鸡毛信命令：“务必阻止红军，不得有一人漏逃”。老谋深算的汪学鼎，自己已经知道了红军的厉害，就想办法用一石双鸟的计谋，一方面让别人去当替死鬼，一方面还想借此削弱红军力量。结果，资纳腊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1942年，汪学鼎得力助手大中甸境民团大队长夏庚念哇往朝鸡足山 ，见到了当时驻大理的国民政府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宋见夏庚年轻有为，任命为中维德鹤丽剑邓兰永九县游击区副总队长(汪为队长)，送夏一部分武器，并要夏组织一只骑兵游击队。汪开始嫉恨夏，又担心大权旁落，急忙到大理见宋，未遇。第二次再去，恰逢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查询汪“狭持行政，限制舆论”，被冷遇，更疑心是夏庚说他坏话，就想暗杀夏庚。夏庚性子耿直，闻讯直奔汪学鼎住处，用手枪逼汪说出想杀他的理由，汪摘下护身符顶在头上发誓：“我没有杀你的心啊，是别人在挑拨你才误会的！”夏庚见汪发的是藏人最重的毒誓，就信以为真，对汪放松了警惕。1944年1月31日，汪学鼎借故将夏庚骗进县城刺杀。夏庚官誉很好，被刺引起了大中甸6个舒卡17村僧俗民众强烈愤恨。夏庚与松赞林寺关系很好，松谋听到消息很为气愤，第二天一早，松谋骑上马跑到县城刘营官家，见汪学鼎纳头便拜。

　　“你现在很了不起了，连夏庚也被你杀了，不知哪一天还可能来杀我。”汪被松谋的举动吓傻了眼，正准备起身下拜，松谋竟一甩袈裟头也不回走了。汪学鼎趺坐在地，半天也回不过气来。活佛竟然给他下跪，而他居然连回跪的机会也没有。他汪学鼎还曾经是一个喇嘛，按道理他连仰视活佛的资格都没有。

　　才过了几天，夏庚至交扎雅康参僧人阿垒调集十七村壮丁七十多人，包围并放火烧了汪学鼎住的周记“恒德和”商号。汪仓惶逃窜。回小中甸后，调小中甸民团进攻大中甸，烧毁了十七个村子七十多户人家。后又勾结阿敦子(今德钦县)独立营张震东逼迫扎雅康参赔偿刺汪时所烧房屋款，将扎雅康参扫荡殆尽，又逼夏庚家交出大批钱物。。

　　汪学鼎做了这些事后，僧俗民众对他一片愤恨，但已无法奈何他。汪自觉罪孽深重，心有些虚，就假惺惺说要进藏朝佛。地方绅耆及县长报呈省政府以“地方治安赖以维持，劳绩昭著”，“倘汪指挥一卸职责，不法分子当附和匪徒，殊为可虑”为由联名呈请云南省主席卢汉“赐于汪一种荣誉，或予加委，务使该指挥仍旧维持地方治安，以固边围”。这也表明中甸当时兵荒马乱的局势也离不开地方实力人物汪学鼎。卢汉即提“闾里以安”匾额一方奖给他，挽留汪留任。这时，汪学鼎知道自己地位稳固了，1947年，他在大会上假惺惺说：

　　“我一生做了许多僧人不应该做的事，现在是要去佛地赎罪，铺一条去阴间的路。”但汪学鼎在佛地也静不下心呆不下去，生怕中甸这边有什么变动，在西藏没呆一年就返回中甸。还传言说：“拉萨护法神告诉我，‘建塘众生很需要你回去保卫家乡。’”汪回到家乡，民团总指挥一职仍留给他。但中甸人已经很讨厌他这种两面三刀的伪善做法，不满他的中甸老民说：“汪学鼎列木(对汪蔑称，意为红额头)还用去朝佛吗，连活佛都要向他磕头。”

　　这时的汪学鼎已经跟大寺有了很大矛盾，但他仍然不思悔改。

　　1949年9月，中共滇西北工委派王以中、李烈三等人到中甸，谈判和平解放中甸事宜，汪学鼎在箐口伏击回程的代表团，暗杀了李烈三、和承宗等代表团成员。12月，汪学鼎准备进攻丽江、维西、兰坪通甸等解放区，强令松赞林寺出兵。一贯不管俗务的松谋也看不下去了，出来说：

　　“政府连南京都快丢了，红汉人肯定是要坐天下的。我们跟红军有过一段交情，彼此还是朋友，怎么能打朋友呢，况且要留条后路。”

　　“红汉人是穷人的朋友，前次他们为了过路，只是假惺惺跟我们富人搭搭话。他们坐天下不会有我们的好日子，中甸这个地方，国民党进不来，共产党也休想进来。”见汪学鼎不听，松谋又卜了一卦，示凶，就一再劝阻，朝佛回来的汪学鼎仍是不听，说：“古入你是我们的如意至宝，这些事情就请你不用管了吧。”松谋忍无可忍，愤而离寺，前往吉仁日吹 静坐。

　　由于松赞林拒绝与汪学鼎合作召开春云会议，汪干脆擅权在小中甸自作主张召集春云会议，向寺院和各千总 派兵进攻解放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进攻石鼓时，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七支队藏族骑兵连顽强阻击，仓惶撤退。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云南全省和平解决。1950年3月，汪学鼎见大势已去，又以春云会议名义，派人以迎军为名前去探听解放军的实力和对汪的态度。解放军孙致和(孙祖上就到中甸经商，人缘很好，已藏化的汉人)等领导热情接待了他们，讲解了政府的政策纪律，说只要汪学鼎与政府合作共事，旧帐一笔勾销。

　　这一时间里，松谋在击仁日吹静坐。他向德钦县拖顶著名藏医洛单专心学习藏医临床经验，医技大为提高，尤以医治风湿性瘫痪症见长。

　　1950年5月10日，解放军进城，中甸的营官、千总、把总，松赞林寺的喇嘛代表，特别是城内广大百姓，扶老携幼，几千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中甸和平解放。松谋见地方局势稳定了，方才返回中甸。